“王爷……”老农老泪纵横，“这……这真给俺？”

“白纸黑字，官府大印。”陈北扶起他，

“但要记住——地是朝廷分给你的，不可买卖。若你家无人耕种，需归还朝廷，另分他人。”

“不卖！死也不卖！”老农把地契紧紧捂在胸口，像是抱住失而复得的性命。

这样的场景，在金陵四郊不断上演。

与此同时，新政令接连颁布。

最引人注目的，是税赋新规。

大梁旧制：每人年纳粮四百斤。

以亩产三百斤计，五口之家需种十亩地才够缴税。

而大梁的人均授田仅四亩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百姓终年劳作，缴完税后只剩糠菜果腹。

陈北颁布的标准，与大乾同步：每人年纳百斤。

消息传出，田间地头爆发出压抑多年的痛哭。

那不是悲伤，是卸下千斤重担后的宣泄。

然而陈北知道，光减赋不够，还要给百姓活路。

西城、南城的工地重新开工，原先伪装成民工的大乾士兵已卸下伪装，工地急缺劳力。

陈北贴出告示：大工日薪八十文，小工六十文，管午饭，月底另发粮三十至五十斤。

这还不算。

他又组建“金陵环卫司”，招募清扫街道、清运垃圾、维护沟渠的杂役，同样是按月领薪。

两处加起来，短短三日便解决了两万余人的生计。

建材需求随之暴增。

水泥厂、砖窑、石灰场、铁器作坊……在金陵郊外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

这些工坊的工人，同样享受着新定的工钱标准。

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惠，让金陵百姓迅速接受了新朝。

当别处还在传言“大乾要屠城”“要抓壮丁”时，金陵人已开始盘算：

去工地做活，一年能攒下多少银子？送孩子去新开的“义学”认字，要不要交点束修？

就连那些起初被迫归降的大梁官员，在看过陈北亲手拟定的《金陵五年兴革疏》后，也沉默了。

那本厚厚的奏疏里，写满了令人心惊又心热的规划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