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时，发行、登记、兑付流程公开透明，由皇城司监督，严防官吏中饱私囊或强行摊派，确保“自愿认购”。

利益：年息“一分二厘”，即年利率12%。这在当时是极具诱惑力的回报。

南宋经济繁荣，民间资本充裕，但安全又回报丰厚的投资渠道却不多。

土地兼并有限制，海外贸易风险高，放贷易惹纠纷且名声不佳。

相比之下，由国家背书的、固定收益的债券，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
况且，认购债券，不仅有利息，更是一种政治投资，一种“忠君爱国”的体现，能为商人及其家族带来无形的社会地位提升和政治庇护。

为了推动债券发行，朝廷进行了精心的舆论准备。

赵构通过《大宋公报》连发数篇“社论”，痛陈“幽云沦陷，君父之仇，百年之耻”，强调“北伐非为虚名，实为子孙万代太平之基”，并将购买债券拔高到“匹夫有责，共纾国难”的道德高度。

同时，又巧妙地暗示，北伐成功，收复幽云乃至更广阔的市场，将带来无穷的商业机会——新的土地、资源、商路、免税特权……

朝堂上，以太子赵玮为首，张浚等主战派大臣率先表态，各自拿出“体己钱”认购，带动了一批清流官员。

更重要的是，皇室自身做出了表率——赵构从“内帑”中拨出巨款，以“匿名”方式带头认购了第一批债券的五分之一，太子赵玮、皇后、宗室亲王纷纷跟进。

而真正的购买主力，则是嗅觉敏锐、资本雄厚的东南商贾集团。

以临安、明州、泉州、广州等地海商、盐商、茶商、丝绸巨贾为代表，他们迅速从这前所未有的“国债”中，嗅到了金钱与权力的双重气息。

泉州海商蒲寿庚的代理人，在发行首日便挤到最前，高声认购“五十万贯”！

引发一片哗然。

蒲家掌控着南洋至波斯湾的庞大船队，深知若朝廷水师在辽东得手，将极大拓展北洋航线，带来难以估量的利润。

这五十万贯，既是投资，更是对未来航路控制权的押注。

临安“彩帛张家”、“沈氏药铺”等本地豪商也不甘示弱，纷纷认购十万、二十万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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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看中的是稳定的利息回报，以及北伐成功后可能获得的皇商资格、专卖特权，乃至是北伐大军庞大的军需订单带来的直接利益。

两浙的盐商、江西的茶商、四川的蜀锦商……来自帝国各处的资金，如同百川归海，涌向临安的户部衙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