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玮在处置几个大贪官时，虽然坚持主犯严惩、家产抄没，但对于不知情、未参与犯罪的家属，特别是老弱妇孺，则网开一面。

他奏请赵构，特许这些家属保留部分生活所需资产，或允许其投靠亲友，避免使其流离失所，冻饿而死。

对于被没入官婢的女眷，他也要求有司酌情从宽，允许其赎身或由亲属领回，除非罪大恶极、情节特别严重。

“罪止其身，祸不及孥。贪官伏法，家产充公，已足抵罪。其妻小若无参与，何必赶尽杀绝？徒增孤儿寡母，于国无益，有伤仁和。”赵玮在东宫议事时如此说道。

这番话传出，令许多朝臣暗暗点头，觉得太子心存仁念，非刻薄寡恩之主。

再次，体现在他重视证据，允许申辩，不搞刑讯逼供。

赵玮深知，整肃吏治，最忌捕风捉影，罗织罪名。

他严令皇城司、御史台等办案机构，必须重证据，轻口供。

查办案件，要有确凿的账目、物证、人证，不能仅凭风闻奏事或严刑拷打得出的供词定罪。

对于被弹劾的官员，给予其上书自辩的机会，并派人核查。

有数起案件，正是因为允许申辩和重新核查，才发现是诬告或误会，避免了冤案。

这虽然增加了办案难度和成本，却最大程度保证了公正，也让被查办的官员心服口服，减少了对“清洗”的恐惧。

此外，赵玮的“仁厚公允”，还表现在他对底层胥吏和普通士卒百姓的体谅上。

在整肃仓廪时，他发现不少底层仓吏、斗级参与贪墨，固然可恨，但其供词中也提及上官盘剥、薪俸微薄、生活所迫等情由。

赵玮在严惩主犯的同时，也意识到胥吏阶层待遇过低、缺乏上升通道，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之一。